长久以来，作为政治宣传的一种一家天下股票配资，很多人在谈到我们与某国之间的关系时喜欢提“报恩论”：某国在某个特殊时期曾经“帮助过”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进行报答。

暂且不提这些“帮助”是不是真实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某国是不是以其他隐蔽形式捞取了更大的好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究竟是“利害”为重，还是“恩怨”为先，不妨让我们再次学习一下美国的先进经验。

18世纪末，美国刚刚独立后不久，在对外关系上就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

英国和法国，一个是风头正劲的海上霸主，一个是传统的欧陆强权。两个国家是争夺世界霸权的劲敌。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对北美13殖民地的帮助可谓“不遗余力”。

列克星敦的枪声后第二年，法兰西王国就开始秘密向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运送物资。在整个过程中，法国的帮助对美国的最终胜利和独立做出了重大而决定性的贡献。

作为代价，法国积累了超过10亿利弗尔的债务，极大地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迫使国王路易十六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商讨征税问题。

可以说，支援美国独立战争，直接加速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国王路易十六遭到处决。法国对美国帮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然而，独立后的美国迅速与英国实现了和解，并且与法国转向敌对。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Joseph Ellis）给出了精准的评价：美国的选择是精明的。它通过押注英国而不是法国作为未来的世界霸权，将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与强大的英国舰队绑定在了一起。

约瑟夫·埃利斯

可以说，美国刚刚走上国际舞台就掌握了外交关系的真谛：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实际上，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在所有政治领域，利益斗争才是一切问题的底色。

因此，当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决定不再连任时，这个新生的国家立刻因为利益分配问题，陷入了激烈的争斗。

1.开启党争

1796年9月19日，华盛顿将他的告别演说刊登在了一家叫做《美国每日广告》的报纸上，并宣布他将不再竞选第三届总统。

在告别演说中，华盛顿指出了这个国家面临的三大威胁：地方主义，党派斗争和外国干预。

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

但是，在杰斐逊、麦迪逊等共和党人看来，华盛顿的话本身就是党派斗争的产物，是在利用自己的权威为联邦党人的政策路线辩护。

当时，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有两大分歧：对内，联邦党人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共和党则坚持维护州权；对外，联邦党人为了融入国际贸易支持与英国交好，共和党人则对英国抱有深深的怀疑，支持跟法国站在一起。

从直接原因上看，联邦党人坚持“集权+英国”的政策，是为了给城市大资产阶级争取利益；共和党人“分权+法国”的路线，则是为了维护地方农场主和庄园主的利益。

这提醒我们，当我们审视美国时，首先应该摆脱这样一种看法：美国是一群没有过去的人，在一个近乎空白的大陆，从零开始依照理性原则建立起的一个全新国家。

实际上，跟任何国家一样，美国在诞生之初就已经充满了各式各样有自己诉求的社会力量。美国政府则是这些力量不断的碰撞、冲突、妥协的产物。

如果说这个国家有任何特别之处的话，也仅仅是量的差别，并不存在质的不同。

例如，你可以说，相比于同时期的欧洲，美国的等级制观念似乎要薄弱一些；但是，奴隶的普遍使用是美国仍然存在等级制的明证。甚至，在废除奴隶制方面，美国要比欧洲落后许多年。

美国奴隶制

在建立国家制度方面，美国人的做法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很多方面，美国实际上是在这片新大陆上复兴了古老的罗马贵族共和制。

这种选择本身也有着某种必然性，因为贵族共和制是一个国家的各种社会力量最容易达成妥协的一种政治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所有社会精英的利益。

但是，当这些精英开始就具体的国家政策进行磨合，他们的诉求必然会产生矛盾。具有相似诉求的精英群体必然会串联起来，与其他群体相对抗，党派便产生了。

因此，尽管华盛顿极度排斥党派斗争，但是政党作为一种极其有效的政治组织方式，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联邦党和共和党的诞生正是被当时占据了美国社会主流的两种经济力量积极塑造的结果。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则是在两个党派的政治活动中所构建出来的。

从更根本的视角来看，两个党派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实际上仍然是内部政治斗争的一种延伸。

18世纪末，欧洲大陆正处于一个激荡的年代。法国大革命所释放出的力量正席卷欧洲。拿破仑在远征埃及的征程中成为了法兰西的英雄，正准备带领法国人走向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拿破仑远征埃及

英国人则警惕地观察着法国的走向，想尽办法将这股力量遏制在欧洲大陆，防止它损害大英帝国的海洋霸权。

此时，身处新大陆的美国有两个选择。

从贸易角度看，孤悬海外的美国对英国这个海洋霸主的依赖要比法国深得多。因此，联邦党人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后，立刻主张要跟英国尽快达成和解。

但是，从价值观上讲，法国人正在经历跟美国独立战争相似的过程，推翻皇室对人民的压迫，走向共和主义。实际上，杰斐逊、麦迪逊等共和党人正是引用这种理由，来论证美国人为何应该站在法国一边。

不过，共和党人真正的顾虑是担心联邦党人跟英国的勾连过深，壮大敌对党派的力量。

两个党派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因为华盛顿在告别演讲中的劝解而消散，反而由于总统职位的空缺导致了更激烈的斗争。

2.分裂的政府

179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是政党第一次在选举中起主导作用的竞选。8年来的党派斗争，以公开的形式登上了美国政治生活的舞台。

在共和党一边，杰斐逊以其卓越的声望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候选人。联邦党这边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托马斯·杰斐逊

在华盛顿担任总统期间，联邦党人一直在中央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因此出现了许多有能力、有野心的人物。

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政府许多政策的实际制定者。不过，这位财政部长在推行政策时树敌太多，未能成为候选人。

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没有直接参与制定那些受到攻击的政策，又是华盛顿的副手，在竞选中有很大优势。不过，汉密尔顿担心亚当斯过于强势，会影响他在联邦党中的地位，因此暗中支持另一名联邦党人托马斯·平克尼。

托马斯·平克尼

本来，联邦党人凭借在上一届政府中的影响力在竞选中占据了很大优势，但是内部争斗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结果。

联邦党人亚当斯和共和党人杰斐逊分别获得了投票的前两名。根据当时的规定，这两个来自不同党派的政敌将分别担任总统和副总统。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在这样一种极其扭曲的背景中上台了。他领导了一个分裂的，更加忠于汉密尔顿的政党，还要与一个实力强大、足智多谋、且时刻欲置联邦党人于死地的杰斐逊合作。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亚当斯决定效仿华盛顿的做法，更多地将自己打造成一种道德上的典范，希望通过个人品质和处事公正来维系自己的地位。

因此，他几乎保留了华盛顿时代的全部内阁成员，继续让汉密尔顿推进他的经济计划。于是，汉密尔顿定期与主要内阁成员协商工作，制定政策，在内政方面几乎成了实际上的总统。

但是，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外交领域，亚当斯经常会以某种原则为理由坚持自己的决定，来体现作为总统的权威。

例如，尽管美国与英国在1794年签署了《杰伊条约》，实现了和解，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卷入冲突后，亚当斯拒绝了汉密尔顿进一步倒向英国的建议，而是设法让美国置身事外，保持中立。

但是，亚当斯毕竟没有华盛顿那样的威望，这种做法经常招致汉密尔顿及其盟友的不满。

就连共和党副总统杰斐逊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如此评价联邦党人激烈的内斗：围绕在亚当斯周围的汉密尔顿主义者，对总统的敌意只比对我少一点。

然而，随着英法之间的战争烈度不断加剧，英国和法国都开始扣押与敌人进行贸易的中立国，其中也包括美国的船只。美国越来越难以在两个国家的冲突中置身事外。

英法战争

1797 年 3 月，美国派往巴黎的大使查尔斯·平克尼被法国拒之门外，美国的商船也在加勒比海被扣押。

作为回应，总统亚当斯呼吁国会在5月举行特别会议，商讨法美关系恶化的问题。

会议上，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路线，命令美国海军进行防御性集结；副总统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人则表示应该声援法国革命者的共和理想，敦促联邦党人和亚当斯政府断绝与英国君主主义者的联系。

总统亚当斯没有采取任何一方的建议，而是在与内阁进行讨论后，决定派遣一个特别委员会前往法国，希望能跟法国达成一个能够和平处理双方冲突的条约。

然而，这个看似最稳妥的决定却促成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最终竟然导致强大的联邦党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垮台了。

3.法美战争

“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总统的任期像亚当斯这样被一个单一问题所困扰。”

这是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Joseph Ellis）对亚当斯政府的评价。而这个单一的问题就是与法国开战，还是寻求和平。

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人强烈支持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尽管亚当斯通过决定向法国派遣一个和平委员会，缓和了焦灼的氛围，但是他是在联邦党人的支持下才当上总统的，不可能无视联邦党人的态度。

因此，当和平委员会还没有出发时，亚当斯就在国会发表了强硬的讲话，呼吁美国军队进行集结，以应对潜在的法国威胁。而正是这场演讲给所谓的“和平行动”蒙上了阴影。

1797年10月，委员会一行抵达巴黎。在等待了几天后，他们终于获准与法国外长塔列朗进行15分钟的会谈，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和平委员会抵达巴黎

之后，委员会再也没能见到这位外长，谈判陷入僵局。后来，三名政治掮客告诉他们，美国总统亚当斯在他们出发前对法国的强硬演说激怒了巴黎。

据委员会成员描述，三名掮客要求美方向他们展现出“诚意”（索要贿赂），才能撮合他们跟法国方面继续谈判。

本来，由于法国在独立战争中对美国的帮助，美国的民间舆论更亲近法国。

但是，法国人傲慢的态度传回美国后，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大大削弱了美国民众对法国的支持。

不过，塔列朗是法国资深的外交官，后来还曾经担任过拿破仑的首席外交官，出现这种不专业的事情实在显得过于蹊跷。

共和党人怀疑亚当斯政府派出的这个委员会隐瞒甚至篡改了一些信息，故意制造对法国不利的舆论。

然而，公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强硬派立刻在舆论上占据了上风，许多人在国内呼吁对法国发动全面战争。

联邦党人趁机指责法国人以及来自法国的移民正在危害国家的安全，而支持法国的共和党就是这群人的代表。

随后，联邦党推动国会出台了《外国人法》、《煽动叛乱法》等一系列法律，赋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将国家的“叛徒”驱逐出境或者定罪。

联邦会议

紧接着，联邦党人开始依照法律对共和党的势力展开清洗。

六家著名的共和党报纸中有5家遭到了起诉和关闭；大量共和党人因批评联邦党的政策被逮捕和判刑，其中包括佛蒙特州的一名国会议员。

同时，联邦党人借助法国可能会入侵美国的理由，开始向总统亚当斯施压，要求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

随后，国会批准设立了12个步兵团，6个骑兵连，并成立了由6艘护卫舰组成的正式海军。

然而，除了一种被渲染出来的恐慌情绪，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与法国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一场可以称作战斗的冲突。法国人也不知道自己即将入侵美国。

历史将这场仅仅发生在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称作一场“准战争”。

结果是，联邦党人凭借战争的狂热，不仅实现了建立一个强大联邦军队的计划，还有力地打压了共和党人。

直到此时，一名留在巴黎的和平委员会成员从法国传来消息。法国外长塔列朗并没有拒绝跟美国和谈，此前那三个政治掮客传递的信息有误。

此时，作为总统的亚当斯已经觉得事情的发展有些过头，想约束一下狂热的汉密尔顿派别。

1799年2月，亚当斯在没有与内阁协商的情况下，派遣了一名和平使者前往法国和谈。

此时，汉密尔顿正在秘密推动一项更加大胆的进攻计划，准备联合英国军队进攻法国的路易斯安那和西班牙的佛罗里达殖民地。

亚当斯与法国的妥协激怒了汉密尔顿及其忠实拥护者。两者终于爆发了正面冲突。

最终，在解雇了几名内阁部长后，亚当斯将汉密尔顿派压制了下去，并与法国签订了和平条约。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联邦党的分裂已经公开化了。相反，共和党人则在持续的打压中团结了起来，认为国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生死关头。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亚当斯的四年任期走到了尽头。美国则迎来了充满了阴谋和暴力的1800年选举。

在这场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激烈、也最肮脏的选举中，每个人都在对手的观点中看到了美国垮台的危险，每个党派都认为自己才是能够拯救美国的正确选择。

这场足以影响美国未来道路的重大选举是如此的重要一家天下股票配资，以致于托马斯·杰斐逊将它称作1800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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